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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境内的寺洼山村,坐落着一片历史悠久的寺洼遗址。这个遗址见证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漫长历史进程,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其占地面积约为210万平方米。自1924年首次被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以来,寺洼遗址历经多次考古发掘,特别是自2018年至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携手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这期间,揭露面积接近4000平方米,成功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大型聚落以及寺洼文化的大型墓地,为我国考古学领域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中华文明的根深叶茂,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一直是考古学和历史研究领域的核心焦点。在众多考古发现中,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为我们揭开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独特且至关重要的视角。这个遗址不仅保存了数千年前人类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丰富信息,更被誉为解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的一把重要钥匙。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深入研究,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与变迁。

马家窑文化聚落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这里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布局大型“围壕(沟)”,同时“围壕”内侧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此外,该遗址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该聚落呈现出独特的布局,以“围壕”为显著特征,三重近方形“围壕”平行分布且直角转弯,形制布局极为规整。口部宽9米—11米,中外两圈深3米—4米,内圈深1.3米—2.5米。这种大规模的围壕建造,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绝非易事。

以“围壕”为界,在“围壕”内侧,内圈“围沟”内发现了陶窑、灰坑、房址、柱洞等诸多遗迹和大量遗物。附近区域也发掘出多处呈片状分布的遗迹群,有大量房址、窖穴、陶窑等遗迹,部分房址应属手工业作坊。结合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制废品的发现,可以确定马家窑类型时期,内圈“围沟”及其内侧区域存在多处制陶区,且布局新颖,在马家窑文化中属首次发现。鉴于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陶窑的集中发现,更是表明这里可能是区域性的制陶中心。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达到了史前巅峰,其彩陶艺术更是闻名遐迩。精美的彩陶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此外,内圈“围沟”内侧还发现了同时期的石器加工场所,出土成套的石钻、石环半成品和废料。上述均凸显手工业生产在马家窑社会中的独特地位。

“围壕”外侧则有疑似“道路”、大面积“人工堆土”等遗迹。“人工堆土”局部似有夯打痕迹,与疑似“道路”均靠近“围壕”通道处。这在马家窑文化中也属首次发现,体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精心规划、丰富内涵和所达到的文明化程度。

在寺洼遗址中,马家窑文化的大型聚落中,半山类型聚落的发现显得尤为珍贵。此前,关于半山类型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墓地,虽然青岗岔遗址曾揭露过一些房址、陶窑和窖穴,但数量有限。然而,本次考古在“围壕”内侧的发掘中,意外地揭示了一批半山类型的房址、灰坑、窖穴、陶窑以及墓葬,这些发现与周围尚存的“围壕”一同构成了半山类型聚落的完整面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聚落形态的认识,并填补了半山类型聚落考古发现的空白。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半山类型的房址内,考古学家首次发现了葬人的现象,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半山类型社会的居住习俗和丧葬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的发现,对于探讨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尤其是对冶金等重要生业技术的交流,以及绵羊、黄牛、麦类作物等物种的传入及其在早期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生活面貌的理解,也为研究古代文明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

寺洼遗址中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以其卓越的历史价值,生动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大型聚落的完整图景和深厚内涵。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西北地区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文明成就,而且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填补了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的理解,及其独特的模式和内容。寺洼遗址的发现,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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