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赏花会、杏园雅集、惠安伯园亭——明代北京的“花式社交”

提及春日里的文人聚会，人们往往便会联想到东晋时代的“兰亭集会”，诸如曲水泛舟、宴席上吟诗作赋等活动。然而，身处北方的文人墨客却并不甘心，他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同样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春日赏花雅集。

在明代正统二年(1437年)，一场盛大的文学聚会——“杏园雅集”成为了文坛佳话。这场雅集的策划者，是当时著名的台阁体诗人杨荣，而聚会的地点便是在他府中的杏园。正值三月一日，正值官员们休假之际，同时也是杏园中杏花争奇斗艳的时节。 杨荣邀请了与他齐名的台阁“三杨”中的另外两位——杨士奇、杨溥，以及王英、王直、周述、钱习礼、李时勉、陈循等一众朝廷高官。为了将这一盛会定格在画卷之上，宫廷画师谢环也应邀出席，并创作了传世之作《杏园雅集图》。图中，杏园内松树交错，杏花盛开，园中更有小桥流水、假山屏石点缀其间，营造出一片幽雅宁静的景致。 在杏园中，参加雅集的官员们围坐一堂，品茗赏花，畅谈诗词，尽情享受着这难得的闲暇时光。杨士奇在《杏园雅集图序》中如此描绘：“园中林木泉石，景色宜人，时令花卉争艳，香气四溢，建安公(杨荣)喜见嘉客云集，凡能助兴娱乐之物，无不备至。”这一记载，不仅展现了杏园雅集的盛况，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雅趣与情怀。

杏园雅集虽美，但从《杏园雅集图》中来看，官员们赏花赏得有点过于严肃，连官服都没换。过了21年后，也就是明代天顺二年(1458)，内阁大学士李贤、彭时、吕原等人决定在内阁举办一次赏花雅集。明代学者黄瑜《双槐岁抄》卷八记载：“文渊阁右植芍药，有台……贤赋诗十章，阁院宫寮咸和，汇成曰《玉堂赏花诗集》。”这些大学士们聚集在一起，相互酬唱赋诗，汇成了《玉堂赏花诗集》，于是人们也将这次雅集称为“玉堂赏花会”。

大概是玉堂赏花会给的灵感，不仅后来的内阁馆臣们争相唱和，延续佳话，文人雅士们更是将赏花唱和作为了诗社团体活动的“保留节目”，更有一个诗社干脆就叫“赏花会”。

不过要论赏花的风雅，还得是独抒性灵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万历三十五年(1607)，袁宏道到达北京后，约上好友一起去惠安伯园亭观赏牡丹和芍药，他在诗中写道：“古树暗房栊，登楼只辨红。分畦将匝地，合焰欲焚空。蝶醉轻绡目，莺梢援絮风。主人营一世，身老众香中。”袁宏道对于赏花非常痴迷，但若问他为什么不像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中那么放浪形骸，是不是有偶像包袱，必须端着?还真不是，那是因为他对赏花除了热爱之外，还有对花的敬畏之情。

早在唐代，罗虬在《花九锡》中记录了唐代宫廷的赏花仪式，其中的“酒赏”为袁宏道所反对。袁宏道认为“酒赏”会冒犯花神，极力推崇“茗赏”。他还认为赏花不仅要选良辰，还要择良地：“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袁宏道赏花是真讲究。

在明代中晚期，文人雅士结伴成社的现象日益普遍，尤其是以观赏花卉为主题的宴会游历活动盛行一时。这种现象不仅成为了明代文人扩大政治文化影响的一种手段，更是他们调适心灵、追求精神愉悦的一种生活艺术追求。

在明代，北京地区赏花风气蔚然成风，这不仅给士人百姓带来了踏青竞技的乐趣，还促进了花木种植和园林经营等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每当春天，京城弥漫的花香之中，似乎蕴含着一部关于京华风物的半部史册。